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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沉、烧钱、补贴:中国短视频军团冲击印度市场

发布时间:2019-07-11   来源:中华环保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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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姑娘希玛最近花了5000卢比(约500元人民币)买了一张线下活动入场票,这几乎是她半个月的生活费。

  

活动举办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但希码住在离新德里780公里外的小城瓦拉纳西。为了这趟旅程,她还要准备上千卢比的路费和住宿费,但这些困难在即将见到偶像的激动面前都不值一提。她在 Facebook上开心的写道:“嫉妒我吧,很快我就能见到Siddharth Nigam了!”

  

Siddharth是印度新生代演员,近半年来因为在短视频平台TikTok上活跃而愈发出名,而这次活动也与TikTok有关——严格来说,这是一次由Siddharth担任讲师的短视频教学培训,主办方则是印度的一家主做达人业务的企业Celebrity Face。

  

据Celebrity Face的主页介绍,其每周都要举办四到五场类似的线下培训活动,而每场参加的人数都有几百上千人。其中,最常被邀请的名人就是那些近一年来才崛起的印度短视频明星。

  

和中国类似,近几年来,短视频内容在印度也有逐渐流行的趋势。

  

一方面,印度人本身就热爱消费音频和视频内容,据Google发布的研究报告,印度75%的移动网络流量都被用到了视频上。另一方面,中国创业者的扎堆进入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打开印度Google Play热门App总榜,中国短视频产品长期能在前10中占领3到4个席位。

  

在这些产品里,字节跳动旗下的TikTok和欢聚时代旗下的Like是当之无愧的赛道寡头。而在他们之下,腰部的玩家则还有杭州创业公司推出的VivaVideo、UC孵化的子产品VMate、火山小视频海外版Vigo Video、以及快手海外版。

  

这些公司除了在印度当地催生出了如Celebrity Face这样的线下培训组织,还养活了大量的流量分发商和内容审核公司。

  

看起来,一个新的海外创业风口正在形成,但光鲜的数据背后,要想真正在印度互联网站稳脚跟,这些中国公司要过的关卡还有很多。

  

低成本创业成为过去

  

中国的移动互联网一直被西方视为“跳跃式”发展,从3G时代开始,得益于网络覆盖和千元智能机的普及,中国迅速进入了全民手机上网的时代。

  

而印度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比中国还要晚上几年,可以说是直接跳入了4G时代。

  

2016年,印度运营商Reliance Jio率先推出了4G服务,还宣布6个月的时间里不向用户收取任何费用,这一举措直接点燃了当地的移动互联网市场。据Google的一份报告,从2016年第二季度到2017年第四季度,印度的移动网络资费下降了90%,同时流量花费扩大了18倍,智能手机用户增长一个亿。

  

这让2017年就成为了印度移动互联网的元年,无数产品诞生和爆发,无数创业公司在浪潮中创建。而朱凯阳所在的杭州趣维科技就是在那时第一次来到印度。

  

杭州趣维科技是一家生产短视频工具的公司,成立于2012年。2016年以前,他们虽然在印度推出了VivaVideo ,但印度还不算是他们全球业务中的第一梯队市场。

  

然而,2017年初,随着资费的放开,VivaVideo在印度的数据突然暴增了十倍以上。作为海外业务负责人,朱凯阳开始寻找增长的原因。调研后他发现,当时很多用户都是第一次接触到Facebook或YouTube这类海外产品,随着这些产品在印流行,用户对短视频制作分享的需求也暴增。鉴于此,VivaVideo对印度市场产生了高度的关注。

  

2017年7月,VivaVideo团队在CEO韩晟的带领下第一次前往印度调研,他们先去的是中国创业者扎堆的古尔冈,后又去了印度本地创业者聚集的班加罗尔。

  

相比较而言,VivaVideo团队更喜欢班加罗尔一点,这里临近赤道,气候舒适,且已经形成了一个印度当地的创业圈子。相比污染严重、中国创业者扎堆的古尔冈,班加罗尔明显更加国际化和本土化。

  

10月,VivaVideo在班加罗尔租下了第一间办公室。与此同时,他们也发现,在印度创业难度其实并不比国内低多少。

  

中国创业公司在印度首先要面临的就是租金成本问题。班加罗尔的办公楼资源极其短缺,而对创业公司来说,最简单的就是找一家共享办公空间,但2017年以来,Grab、字节跳动等海外巨头先后落地班加罗尔,这大大加深了当地办公资源的紧张。

  

现在,在班加罗尔的WeWork共享办公空间,一张桌子的工位就要约合3000块人民币一个月,租金几乎与深圳持平。至于其他条件差一些的普通办公室,租金成本也接近国内二线城市的创业园区。

  

其次是人员招聘的问题,在印度发展的中国企业最常见的做法就是在当地设一位或几位中方管理者,下一层级再招聘本地人。但这样的做法一方面需要为中方管理者支付高出国内许多的薪资,另一方面也无法激发出印度本地团队的主观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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